社会文化

程金龙: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现象的原因分析及对中国的警示

发布日期:2022-08-22 21:05   来源:未知   阅读:

  村庄是俄罗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有维系农民生活、保障文化传承及促进社会稳定等多种功能。俄罗斯独立以后,大力推进农业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导致村庄功能的衰落,大量村庄被遗弃。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村庄产业衰落、农村人口减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恶化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中国农村也正面临着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中国村庄空心化与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现象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总体看,中国需要从社会文化、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总结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的教训,以寻求推进中国村庄空心化的解决之道。

  村庄是俄罗斯农村最主要的组织单位,也是农民最为广泛的居住群落。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政府在农村广泛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在改革的浪潮中,俄罗斯村庄出现了大规模的衰落,大量的村庄遭到遗弃,这种村庄被遗弃现象持续到今天,突出反映了俄罗斯农业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基于此,本文依托于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客观描述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现象的种种表征以及原因,并与中国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空心化现象进行对比,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相关的警示。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全部解体。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内,俄罗斯的农业发展状况极不乐观,农民生活所依赖的基本组织单位———村庄也开始被大规模遗弃。其遗弃的现象有两大表征,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上分析。

  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日报社派出记者前往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州进行采访考察,重点考察俄罗斯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经过考察发现,俄罗斯村庄被大量遗弃,废弃的村庄成为俄罗斯农村社会发展最为严重的问题。原来人口稠密的村庄如今少有人居住,有些村庄即便是有些人在居住,基本上也是老人。诺夫哥罗德州的沃洛托夫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本是重要的农业区,在最繁华的时候,该区有近150多个集体农庄,每个农庄里的职工有500人,还有40~50名农技师、工程师,有些规模较大的农庄还设有自己的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到2005年的时候,该区的集体农庄早就解体,剩下的农庄有20余个,但性质上已经不属于集体农庄。这些村庄已经没有企业,也没有相关产业,医院和学校也倒闭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在苏联时代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尽管仍然有部分农民留在村庄中从事畜牧业或种植业,但由于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农业收入整体下降。在2008年的时候,1L牛奶的收购价仅为30卢布 (1卢布约合0.11元人民币,2017) ,但从价格上看确实比20世纪90年代有所上涨,但生产1L牛奶的成本是20世纪90年代的数十倍,农民不但无法盈利反而出现亏损。该区的“小城”村是一个被遗弃村庄的典型,该村庄在苏联时代曾经是该地区最为富裕的村庄之一,最繁华的时候大约有100户农民,到2006年只剩下一户农民,且还是一个77岁的老年妇女,村庄里的其他农民全部搬离了该村庄。类似于“小城”这样的村庄在俄罗斯的北方地区还有很多,南方和中部地区稍好一些,这些被遗弃的村庄随时可能在政治上被除名,从地图上消失[1]。

  近些年来,村庄被遗弃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农村社会发展及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俄罗斯农村、农业衰败的一个缩影。2012年10月,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卡里宁教授在俄罗斯著名学术刊物《农村与社会》中撰文表示,在俄罗斯独立的20多年时间俄罗斯已经有2万多个村庄从地图上彻底消失,还有近3万个村庄处于极度衰败状态,这些衰败的村庄随时有被遗弃的危险。就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俄罗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很多基本的生产生活设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电力供应不足,甚至连自来水也没有,更没有基本的社区服务,学校、社区医院、商店等基本设施几乎没有。正是因为俄罗斯农村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及农业产业对就业人口吸纳能力不足,使得大量人口被迫离开村庄。表1、表2分别显示了1990—2015年俄罗斯村庄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例变化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变化情况,反映了其村庄衰败的趋势。

  从表1可知,在1990年的时候,俄罗斯农村部门的几大产业门类对于劳动力的就业吸纳率达到了100%,经过休克疗法之后,1995年的整体吸纳率只达到79%,富余的劳动力就基本上离开了村庄,这个比例进入21世纪之后直线%。特别是在种植业、林业和牧业这样的基础部门,对就业人口的吸纳率从1990的41.3%降到2015年的11.6%,农业基础产业的衰落,正是印证了农业及农村的衰败。

  由表2可知,与村庄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自来水网、天然气管道、农村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里程数、线路数是在逐渐减少的,上述指标中,除了移动电线年代还没出现) 之外,其他的涉及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数量均在减少。农村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导致了村庄生活难以为继,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生活就成为必然。

  (1) 2011年,俄罗斯成为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家。在大量出口粮食的同时,俄罗斯又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为何会呈现这样矛盾的局面?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俄罗斯国内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其实际需求。2010年其谷物产量仅为1990年的80%,2012—2014年基本上与1990年持平,但2014年之后由于乌克兰危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导致其谷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出口增速放缓[2]。在俄罗斯大量出口粮食的同时,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整体上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但国内农业生产总量赶不上民众的实际需求。第二,俄罗斯各个农业部门之间的生产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011年俄罗斯的种植业产值达到1991年的110%,2014年达到了150%,但畜牧业产值在2011年仅为1990年的60%,2014年仅为1990年的55%。俄罗斯民众的肉食品消费一直接近1990年的水平,正是由于民众特殊的饮食结构,使得俄罗斯在大量出口谷物的同时,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肉类、奶制品。2014年俄罗斯的粮食出口价值仅为其进口的50%[3]。

  (2) 俄罗斯农产品价格一直较高,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超发达国家。2014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有超过30%的俄罗斯居民将其收入的24%~48%用在饮食消费上,有约40%的人用在饮食消费上的费用占到其收入的50%~70%,16%的居民饮食消费达到了其收入的80%[4]。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主要是因为大量进口食物出现在市场,导致其农产品价格上涨。

  俄罗斯从独立之后,大力推进农业私有化、市场化改革,这是其休克疗法的一部分。在很多经济学者看来,俄罗斯推动的农业休克疗法,实际上是为农业经济构造一种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农业企业、原有的集体农庄在竞争环境中获得生存。但实际上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农业领域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就。国家的政策与法律要求建立自负盈亏的产权制度体系,但实际上长期习惯了集体农庄生活、生产方式的农民并不具备这样的生产组织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于是,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在农业领域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状况:第一种是按照原定的市场化、私有化计划,坚决淘汰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的集体农庄,加快推进建立产权清晰、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第二种是制止那些生产能力下降,面临破产的农业企业,重新恢复国家补贴,缓解私有化、市场化带来的危害。但国家补贴的力度并不大,俄罗斯国家农业预算在1991年占到国家总预算的19.5%,到2007年仅为1.5%,2014年略有回升为3.9%,国家有限的投入难以取得实际效果[5]。为此,俄罗斯政府为集体农庄、国有农业企业设计了3种出路:要么直接破产解散、要么改制成股份制企业、要么改制为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尽管俄罗斯政府改造农村产业结构的愿景是好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农村中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化体系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与改革相配套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滞后,这些农业生产要素依然是被国家或工业部门所垄断,在市场化体系上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私有化改革后的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或合作社,依旧能够通过其原来的渠道获得相应的农业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农业技术,但由于价格昂贵,难以承受,加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如此就导致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严重不足,农业技术及其设备难以更新,像在苏联时代那样大规模组织机械化生产几乎没有可能。这样,过去的20多年时间,俄罗斯农业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大量的农业企业倒闭,家庭农场也大量破产,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水平也在不断降低。这样的状况,直到2014年之后才开始有所好转,但村庄在农业衰退中被遗弃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在农业领域推进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可以被认为是村庄被遗弃的外部原因或制度因素,其内因却是农村人口在持续减少,无法形成村庄组织体系。按照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17—1991年,俄罗斯的总人口一直是呈增长势头。独立之后,人口增长的惯性依然存在,1991—2000年人口变化不大,呈缓慢增长势头。但从2001年之后,俄罗斯的总人口在不断下降,人口出生率也在不断下降,相应的农村人口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时代,农村人口一直是城市人口的后备军,也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来源。一般而言,城市人口增长的途径有两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二是将村庄改造成为小城镇,成为城市居民点。就第一种来看,从1930—1980年50年时间内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累计达到了9 500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930年的17.4%上升到1980年的65.2%,相应的农村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4.8%,到1986年的时候,苏联共45万个村庄里共有9 300万人。除了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口的组成性质也开始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农村人口正在转变成为工业劳动力,一些工业企业相继从城市迁移到农村,有些甚至在农村建立分厂、车间,实际上集体农庄里的农民与工厂里的工人在劳动性质上是极为接近的,形成了苏联独具特色的农村中的“工人阶级”,这些人的存在对当时的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影响,降低了农村农民的比重,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的比重在增加,这些人为农村的科教、卫生、文化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到1986年,这些人的比重占到了农村总人口的80%。可见,在苏联时代,农村人口尽管是向城市流动,但城市人口同样向农村流动,流动是双向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庄建设成效还是较好的,至少农村人口并没有减少[6]。但俄罗斯独立之后,政府在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中,国家对农村的投入逐渐减少,甚至把一部分责任直接推给了地方政府,由此导致了农村经济、生产及生活环境的恶化,保障人口增长的因素不复存在,人口减少、村庄被弃就成为必然。

  村庄作为农民生活的组织体,仅有人口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从其居住、社会基础设施和劳动条件等方面予以全面保障,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或是恶化、缺失,村庄解体就是必然现象了。俄罗斯独立之后,俄罗斯政府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权转移到地方基层政府,但实际上地方基层政府财政状况较为糟糕,根本没有足够的预算来改造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层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大部分是来自于农业企业,过去的20多年时间,农业企业的效益并不好,导致基层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护或改造这些基础设施,只能是关闭或任其发展[7]。按照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自2001年以来,除了自来水管网络能够保持随时维护且数量在增长之外,其他的如燃气管道、供暖管道、固定电话、农村学校、农村医院、电缆线路、农村公路、农村邮局等设施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例如,按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0年农村在校适龄儿童约有20.8万人,到2013年仅为0.9万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下降,收入的下降使得他们对于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减少,这也使得有些基础设施无法发挥作用,政府因此也不会去维护。

  此外,农民的劳动条件也在不断恶化。很多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的劳动保护无法起到实际的作用,按照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农业部门计算一个农民的劳动保护条件改善的费用较高,农业企业或家庭农场根本无力承担这一费用。农业劳动条件的恶化,传统的耕作方式难以吸引到其他领域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

  尽管俄罗斯实施了覆盖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但是由于资金原因,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落实,导致了农村居民生活的贫困化。正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的艰苦和农业收入的下降,年轻人很难留在农村。正如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学术主任奥贾尔科夫说的那样,大部分农业院校毕业生根本不愿意去农村工作,愿意去农工综合体的企业或家庭农场中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8]。

  在苏联时代,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村庄里的农民能够得到全苏联统一分配的福利待遇,农民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其所需的各类生活用品。集体农庄还可以帮助农民维修住房,给农民提供各项医疗修养待遇,给适龄儿童发放助学金等。但自从实施私有化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不佳,农民无法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更没有相关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当前俄罗斯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囊括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3个层次和系统,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特别是地方政府配套经费支持的不足,其在农村地区的实际覆盖率很低,很多农民看不到在农村生活的保障前景,不得不离开村庄。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也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的现象,这种“空心化”是人口“空心化”、地理“空心化”、社会环境“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通过与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现象相比较,可以发现这种“空心化”现象与其有些相同之处,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相同点而言。俄罗斯和中国农民离开乡村的动因基本是相同,均是由于村庄农业或其他产业的生产收益在下降,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追求更好的工资条件和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

  当然,更多的是两种现象的不同点。第一,就原因而言。俄罗斯村庄被遗弃是由于在农业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其改革配套措施不力造成村庄的衰败;中国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共同作用的结合,农业生产关系并没有调整。第二,就性质而言。俄罗斯农民离开村庄走向城市,主要是由于生活艰难而被迫离开,是一种被动的离开;中国农民离开农村是主动的离开,为了追求城市更高的收入而离开的。第三,从形式上看。俄罗斯农民离开村庄是在私有化改革过程中的离开,是永久地离开农村;中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离开只是暂时的。第四,就结果而言。俄罗斯村庄是被遗弃,村庄作为农民生活组织载体已然解体,村庄的功能难以恢复;中国则是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老人、妇女及儿童还是继续留守,村庄的功能只是弱化,并未解体,是可以恢复的[9]。第五,对农业的影响不同。俄罗斯村庄被遗弃,农田荒芜基本上是处于无人耕种的状态,导致农业产值下降;中国农村“空心化”,只是劳动力减少导致部分土地荒芜,对农业产值影响小于俄罗斯。

  面对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尽管提出了诸多的措施,特别是普京再次当选为总统之后提出了大量的计划和措施。但俄罗斯政府的这些措施基本上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对于社会发展、社会文化方面的基本上没有应对措施。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市,会给社会文化带来很多潜在的影响。不少社会学家指出,当前城市公寓式的住房建筑模式,表面看起来是节省居住空间的,也能够大大提升人口的负载率,但这种全然是陌生人社会,没有共同文化之根的社区更容易导致文化的衰落。相反的,居住在独立空间的人们通常在身体、心理上更为健康,更能够保持核心的家庭价值观,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并能够培养个体的自我意识[10]。当前在发达国家,拥有独立住房的居民往往是社会的支柱,其稳固的家庭结构体系更有能力面对家庭危机、社会文化危机。

  对于俄罗斯的农民而言,离开村庄进入城市是被迫的,绝大多数人会居住在狭窄的公寓空间之中,失去了传统的农村共同体生活,失去了个体的集体意识。这实际上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会导致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质量下降、人口出生率降低等社会问题。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是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留守的妇女或儿童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这同样会给家庭、婚姻、教育带来诸多问题。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农村“空心化”问题,需要警惕俄罗斯式的村庄文化衰落。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农村“空心化”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具体的农村发展策略必须要与农村“空心化”问题的解决置于一体,认真吸取俄罗斯村庄被遗弃的教训,强化村庄的社会、文化、经济功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客观而论,俄罗斯村庄被遗弃,其没有遗留下宅基地问题,也没有留守人口的问题,事实上俄罗斯对农村完全可以采取重建的办法加以解决村庄被遗弃现象,只需要政府一次性的大量投入即可。事实上,普京在2014年宣布,为了促进农村、农业的发展,俄罗斯政府实施统一农业税政策,每年拨款260亿卢布保护粮食价格从而刺激农业生产,恢复农工综合体制度,促进资本与技术等要素的集中,大力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11]。这些经济措施,促进了俄罗斯农业的发展,尽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村庄被遗弃问题,但对于村庄产业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相比而言,中国的村庄空心化问题短期之内难以解决,因其不但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可能将来也会出现像俄罗斯那样的村庄被遗弃的现象。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关键还是解决好人的“空心化”问题。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60后、70后或80后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基本上是暂时离开,作为他们的子女90后,00后,甚至是10后却是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及环境,传统的农业生产对于他们而言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他们与城市的距离更近,与农村的距离更远。面临着“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乡”这样的尴尬局面。“空心化”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二元体制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为什么当前有的农村地区有较好的资源配置依然不能吸引农民回村?主要原因还是村庄的功能及公共空间在衰落,无法形成现代化的生活氛围和服务意识。因此,解决中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要从经济和文化的两个角度推进。

  具体而言:第一,要彻底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农村村庄的公共功能。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社会福利的不一致,典型的就是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同,间接拉大了城乡差距。因此,要先从户籍上打破这种差异,当然目前中国不少省市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差异,但后续的制度尚未跟进。在户籍制度差异取消之后,需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以职业、年龄为限,建立全国性的统一体系,由此使得农民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双向流动。此外,要引导农民具有现代生活及服务意识,必须重建已经衰落的村庄公共事业,如卫生医疗、文化娱乐等,这些需要政府的全力投入,逐步恢复村庄的社会功能和公共空间。第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进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已经具备推进农业现代转型的条件。在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统一和村庄公共功能恢复的前提下,从经济上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的规模化、效益化经营,大力推进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就中国情况看,必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在确保农民能够平均地权的前提下,对家庭承包经营制进行升级,保持家庭经营内核不变,通过土地有序流转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当然,在推进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中,必须要考虑到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在稳定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前提下,促进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切不可违背农户意愿盲目追求规模化。要促进小农传统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促进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进而为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奠定土地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