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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将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发布日期:2022-08-31 21:24   来源:未知   阅读:

  1928年7月党的六大闭幕之后,整整相距了17年,到1945年4月才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跨越了差不多整个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相距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其实,动议召开七大的时间很早。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准备召开七大,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七大始终未能召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新的形势任务,中共中央又一再提出要召开七大。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确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还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的大会筹备委员会。次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召开七大。但是,由于当时全民族抗战刚开始不久,党中央须集中精力指导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大量的干部被派往前线;加之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党内在统一战线和如何抗战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召开七大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成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这个新阶段后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解决了王明回国后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党内纷争,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正因为如此,召开七大又一次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会议还对代表的名额分配、选举代表办法做了若干具体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共关系发生了逆转。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提出要“溶共”“防共”“限共”实际,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高潮,在1941年春发动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高潮。与此同时,日本对蒋介石集团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差不多全部伪军压向中国领导的解放区。就这样,党一方面要打退顽固派发动的高潮,一方面要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封锁,只得将召开七大之事暂时搁置下来。

  打退第二次高潮后,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3月12日召开会议,再次决定抓紧召开七大,要求会议准备工作要在“五一”劳动节前完成,初步议定于5月1日开会。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处在日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各地代表们到达延安殊非易事,因而七大仍未按时召开。

  随后,为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到1943年夏,整风运动已由高级干部发展到全党,形成了一个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1944年春,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同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为此,中央书记处就筹备会议作了具体的安排,要求七个月内开预备会,八个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要充分。在五个月内要将大会报告和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会议同时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这样,前后讲了十几年的七大终于提上了日程。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原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的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主要是为了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了详细结论,高度评价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全党确立思想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的通过,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巩固了党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21日,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121万名党员。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党代会,说明中国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出席七大的代表共组成8个代表团,分别是:中直(包括军直)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的地域最广,包括蒋管区和沦陷区的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四川等地。

  4月23日,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悬挂着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旁边是鲜艳的中国党旗。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的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分别插着24面红旗,象征中国已经走过了24年不平凡的历程。

  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巨幅标语。主席台上的摆设十分简朴,仅几张铺有白色台布的长条桌和十来把木椅。台下的会场里,摆放着一排排简陋的长条木靠背椅。

  下午5时,、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主席团成员出现在主席台,会场内的代表们立即全体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庄严的《国际歌》乐曲结束后,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致大会开幕词。致辞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代表冈野进,也相继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取得的伟大成绩和的正确领导,并预祝大会成功。

  4月2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前,他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会上发给每个代表人手一册。书面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阐明了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同一天,还就书面报告的内容作了说明,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5月14日至15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原定的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大会延长。中共中央接受了代表们的要求。这样一来,大会发言的人数也大大增多。从4月30日至5月23日,除了作了两天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外,其余时间主要是大会发言和讨论。

  5月24日,大会听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七大选举的三个原则:一是对于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从这天起,大会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6月9日,大会正式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44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6月10日,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33人当选。

  6月11日,七大举行隆重闭幕式,由致闭幕词。对七大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的七大是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极为重要,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认为,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即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中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也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

  大会明确提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废止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是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的,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七大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即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七大论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他进而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在土地问题上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亦依据孙中山提出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毫无疑问,党的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为此,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切人首先要为实现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离开这一点“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除了上述一般纲领的论述外,《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40条具体纲领,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联合政府。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生产力标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七大把党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要求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对中国成立24年来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

  七大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强调要作好转变的准备,即准备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到城市工作,夺取大城市,必须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强调要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做到“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地团结,才能走向胜利。

  党的七大对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并且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志。我们的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道路。”

  七大明确将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中对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因此,大会号召全党学习思想,用思想来武装党员和革命人民,使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七大通过的党章充分体现了建党思想,以及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以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党章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员的义务。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使得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领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七大全面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